龙行非洲
”
而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在广袤的非洲大陆,有大批中国商人、志愿者和游客活跃其间。与非洲老百姓一样,我们通过电视看到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摩肩接踵前往那里考察盈利能力,慈善机构开展深入的捐资助学活动。
但我们对“中国人在非洲”的认识也仅此而已,新鲜而模糊。
日前,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全面考察中非关系的新书《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它一面世,即在学界和关心非洲问题的读者群中激起巨大反响。
书中,黛博拉教授一方面赞赏中国为非洲带来的财运和机会,也提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中国在非洲的存在,究竟是像西方人眼中攫取资源的“恶龙”,还是展开广泛的互利互惠经济活动的一条“中国龙”?近日,记者通过电邮对身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黛博拉进行了专访。
记者刘功虎
据新华社消息,在今年7月的中非论坛上,中国宣布今后3年将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而近年来,中国的建筑公司每年在非洲要签订400亿美元的合同。还有传闻称,现在非洲大地上有100万中国农民在劳作。安哥拉人口2000万,差不多每100个人里就有1个中国人;仅仅2008年一年,安哥拉驻华使馆就开出几万张劳务签证,有些还是手写的。
不管是官方消息还是江湖传闻,都指向着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人在非洲,已形成广泛的存在。而中非关系迅猛发展,也引起了很多西方人士的不安。中国在非洲推行的是不是“新殖民主义”?美国美洲大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近日推出中文版《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她看来,中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援助者。它的援助与经济合作计划主要取决于受援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请求,重点在基础设施、生产和教育等领域。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的投资正在为非洲创造就业,中国企业已经担当了某些非洲企业的工业催化剂。中国看中非洲不仅在其自然资源,也因为其在贸易、建筑和工业领域的商机。
看过此书的专家表示,该书还原了近10年来被一些西方媒体扭曲了的中非关系的真实图景。
《龙的礼物》从2007年着手写作,凝聚了黛博拉30年的研究心得。她走访了非洲十几个国家,采访了100多个在非洲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在利比里亚和赞比亚的市场里,她和中国商人聊天;在埃塞俄比亚,她曾会同三个中国专家去走访一个小型中国人团队;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塞拉利昂,她与中国援外医生交流;在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她与华人老板谈话……
黛博拉说:“我曾经在中国香港、台湾学习中文。1980年,我到中国大陆旅游,在广东到上海的火车上,遇到两名获得中国奖学金的非洲留学生,这是我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最初了解。当时,我正在研究国际发展,包括中国发展、非洲发展。我带着很多问题去了非洲。”当时她还把研究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作为博士论文。“我了解中国的援助计划如何改变,正如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逐渐改变一样”。
从1983年起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黛博拉表示:“我想向世界阐明,中国在非洲真正做了什么、怎样做的、有什么影响,这些有助于西方人认识真正的中国。”
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专访美国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解密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记者刘功虎
《龙的礼物》
——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作者:[美]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译者:沈晓雷 / 高明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2-7
页数:302
‘
我曾在赞比亚采访了一位中国银行的主管,他回北京有权坐头等舱,但是他为了节约银行的钱,而选择了经济舱。
读+:能否简要回顾一下你在非洲的见闻与经历?在你第一次去非洲以及最近一次去非洲之间的数十年,那边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黛博拉:197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造访非洲,去的是埃及,但是我真正去展开研究工作是在1983年,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半。距离我首次踏足非洲,30多年过去了。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是1980年,那是在香港和台湾进行了相关学习之后。我不得不说,这30年来,非洲国家的变化比起中国要小得多。北京有很多我过去常常走过的地方,现在我都认不出来了。但是当我2007年重返塞拉利昂时,那里跟1983年的时候相比没有什么不同。
读+:从毛泽东时代无偿的、慷慨的援助——例如建设坦赞铁路,到现在的低调务实、重视双边互利互惠,你觉得这两代中国人的性格中是否有矛盾之处?
黛博拉:其实从1964年起,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就包含了互惠互利的原则。不过坦赞铁路的确很像一个单向援助项目。今天,一些人认为中国人在那里修铁路是为了将铜运出赞比亚,流向中国,这当然不符合真实的状况。那些铜大部分去了欧洲!
这些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式,从内容到行动,当然改变了许多。今天,中国对非洲进行的各种活动,不单单是援助,还有投资、贸易、出口。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习惯了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而实际上,只有中国的做法才更接近古老的“互惠互利”原则。我认为那些国家已经从跟中国交往的过程中重新感受到了一种新滋味。相比以往的那种依赖关系,他们更欣赏这种合作关系。
读+:中国人在援助非洲、建设非洲及双边商贸往来过程中,哪些个人品质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黛博拉:他们特别能吃苦,很节俭。相比当地居民,他们可能是更合格的工人。他们远在万里之外,但是总牵挂着家人。他们中的领导者往往都很精明,知识渊博,专业刻苦。他们在与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嗅觉很敏锐。
读+:你在书中提到,瑞典人在基达图修建水电大坝时,住在150英里外的豪华酒店,每天乘坐直升机前往建筑工地。而中国专家和工人往往都住在工地,住简陋的工棚,薪酬也不是很高。如果条件允许,人们无疑都想过上前一种生活。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既让建设者们过上更好一点的生活,同时又能更有效率地利用项目资金,达到更好地帮助非洲的效果?
黛博拉: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惯于能“吃苦”,他们知道,他们节约一点,就可以多寄回一点钱给家里。尽管一个中国经营者或者企业家也给得起瑞典人那种待遇,但是工人们知道,潜在的竞争压力需要他们节约生活成本。当然,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公司再也招不到愿意这么吃苦的国内工人,当这一天发生的时候,另一些国家的公司、劳工将取代他们的角色,也许是印度,也许是朝鲜!
如今,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谁限制他一定要节约。我曾在赞比亚采访了一位中国银行的主管,采访结束后,他的助手告诉我,这位主管还要连夜赶回北京。“他有权坐头等舱,但是他为了节约银行的钱,而选择了经济舱”。
他们到哪儿都能吃苦
关于中国人
‘
美国人经常认为他们的对外援助数额太大了,而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真正花在对外援助上的财政可能不到1%。中国更少,远低于1%。
读+:前段时间有报道称,中国政府免除了世界上一些穷国的债务。在非洲是怎样的情形?
黛博拉:自2000年以来,中国免除债务国家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人们所谓的“亲密朋友”:在全世界共有50个国家,其中32个在非洲。这份名单中并不包含一些与中国具有长期友好关系的国家,如埃及、毛里求斯、津巴布韦和巴基斯坦,但却包含一些与中国关系一般的国家,比如利比里亚、多哥、索马里和布隆迪。
但是“一个中国”的政治原则,还是能够影响到至少6个处于重债国家贫困线以上的非洲国家,它们是安哥拉、佛得角、吉布提、赤道几内亚、肯尼亚和莱索托。
读+:中国对非援助数额的透明度一直比较低。以前有两大理由,一个是要与台湾竞争“邦交国”,二是中国自己也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现在台湾已主动退出“邦交国”竞争,而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两位数增长。请问,随着这两个因素的解除,中国对外援助的透明度是否会进一步提高?
黛博拉:过去数年,中国对外援助的透明度越来越高。我认为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度和俄罗斯,对外援助同样缺乏透明度。但是像土耳其、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他们正越来越透明地报道他们政府的对外援助。这些都将促使中国做得更好。人们有一天将发现,相对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他们对外援助的数额竟是如此之小。
读+:中国知名网络作者杜导斌认为,中国本身还有很多人迫切需要帮助,援助非洲等地可能不太明智,也不太合理。这一说法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对这种担心,你怎么看?
黛博拉:这种担心美国人也有。首先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将对外援助和经济合作混为一谈。援助就是援助,是政府无偿给予的物质或资金的帮助,它在中国政府预算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中国当前在非洲,大量进行的是投资、贸易或其他经济往来。即使是援助,也往往对经济发展带来撬动的作用。
当然,我还是认为,如果对外援助能够用一种更透明的方式进行,制定规范的财政收支制度,按照受援国实际发展水平有梯次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国民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那么我想,这种援助是可以做好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互惠互利的原则十分重要——中国给出了援助,中国的公司能够扩展他们的业务,中国的出口也能增加。透明的确能够减少人们的忧虑和担心。美国人经常认为他们的对外援助数额太大了,占到了年度财政预算的20%。而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真正花在对外援助上的财政可能不到1%。中国更少,远低于1%。
关于对外援助
方式可以更透明
‘
一个尼日利亚外交官告诉我:“西方人来了之后,要石油,只要石油。但是中国人对我们经济的每一个部分都很感兴趣。”
读+: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发展与非洲的关系是“为了攫取自然资源”,但你却在书中为中国作了较多辩护。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黛博拉:资源很重要,但那不是中国人唯一的兴趣。中国在非洲拥有广泛的兴趣。我经常提醒人们注意:近年来每年中国建筑公司与非洲方面要签署高达400亿美元的合同,涵盖巨大的业务范围。一个尼日利亚外交官告诉我,“西方人来了之后,要石油,只要石油。但是中国人对我们经济的每一个部分都很感兴趣。”
另外,“攫取自然资源”和贸易投资往来还是有区别的。前者往往采用剥削和不公平的途径,后者才是公平的市场交易,期间还创造出了有抵押的商业贷款模式,这样的做法对双方是真正互惠互利的。
最后,实际情形是,西方投资非洲,然后从非洲大量进口,而中国是投资贸易并重,贸易又是进出口并重。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是认为中国主要在从事“攫取自然资源”的活动,那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读+:你在书中提到,“不管是在津巴布韦还是在苏丹,中国人都是机会主义者。”这里的“机会主义者”,是否可以理解为“重视机会的实用主义者”?
黛博拉:是的。许多机会发生在那些以前很危险的国家。“风险越大,回报越大。”
读+:在你的书里,有时候会以“西方同样做得不好”为理由,来为中国“做得不够好”进行某种程度的辩解,比如在谈到中国有公司与几内亚和津巴布韦的独裁者打交道时,你就指出,英美的大公司也在进行同样类型的交易。你是否担心这种解释会打击一部分人们的善良愿望?
黛博拉:我认为做评价的时候,公平公正的立场很重要。有时候一些来自西方的批评总是以为他们的国家在非洲只进行着援助活动,忘了他们的矿业巨头和石油巨头几乎在和形形色色的严重管治国家打交道、做生意。谦逊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更加富于建设性地改善诸如劳工待遇和环境问题。
最近南非的一个英国公司发生了现场罢工,人们打了起来,尽管现场有警察维持,还是死了许多工人。我的一个研究非洲中国人的朋友注意到,这次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没有一窝蜂式地给予报道。那要是发生在中国公司,估计所有的媒体头条都会尖叫:“中国企业,矿工被杀!”
读+:依你看来,中国对非援助和商业贸易的方式是否还有可改进之处?
黛博拉:中国也许要想出更好的办法来阻止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出口到非洲去。在对外援助上,中国官方要更好地提高透明度。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对外援助项目。也能便于对银行贷款作出评估,哪些项目该做,哪些不能做,并且公开发表这些评估报告。那么做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已经有非洲人向我抱怨说,中国建筑公司的培训做得很不够,迄今他们已经慢慢地开始雇佣非洲工人,但是他们不对这些工人进行长期的投资。中国政府可以对投入训练非洲工人的公司进行奖励,或者兴建更多专业培训学校,正如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
关于“攫取资源”
开展公平的“全链条”合作
‘
世界上所有强国都有“强媒体”,比如CNN、BBC、法新社,等等。中国也将加入这个群体。
读+:如果出现众多银行对非洲国家贷款的情形,往往只有关于中国的相关内容会登上西方报纸头条,这是为何?而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为何也会给予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报道,甚至认为中国人恶化了非洲的治理环境?
黛博拉:西方媒体喜欢渲染中国威胁。读者喜欢看有关中国的新闻。他们为中国着迷。中国有着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活力如此强劲,政府一直被共产党领导。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都对西方人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这么多媒体却不试着去发现和告诉大家真实的故事,他们乐于按照传统的观念去继续他们对于中国的叙述。我猜那样做真有利于他们的报纸卖得更好。
读+:看了你的书我们才知道,中国在非洲原来有这么多的事迹、这么多工程项目和影响力。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报道相对较少,也不系统,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在那边做了什么。请问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局面?
黛博拉:首先是因为中国开展非洲研究计划的大学不多,因此教授和学生很少能够到那边现场走走。正因为他们这方面研究计划没有开展,所以他们对国家对外援助的研究兴趣也就不多。其次,中国没有详细报道外国情况的传统。
不过这一点正在发生改变。随着中国一些大型媒体在发展战略上将新的重点放在海外分行,这种涉外报道肯定会大量增加。世界上所有强国都有“强媒体”,比如CNN、BBC、法新社,等等。中国也将加入这个群体。
读+:中国该如何进一步改善自己在国际媒体和舆论中的形象?
黛博拉:假如中国公司和大使馆雇佣通信专家和公关顾问,可能有利于改善他们在国际媒体中的形象。多建几个网站,网站使用多国语言,给国外媒体公开透明的数据。这样做不是为了面子,而是有助于改善多边关系,获得更多更好的建议,利用他们适时发布你的信息。西方公司无时无刻不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这些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企业公民。
采访提纲汉译英:施 敏
正文回复英译汉:刘功虎
学做更好的企业公民
关于公共关系